上海和西安为何各有一所交通大学?那还要从60多年前的“西迁”说起

河内5分彩注册平台 2020年04月24日 10:23:36 阅读:51 评论:0

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古都西安,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回望这段历史,如果当年没有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支持,迁校的历程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,或许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两所分别位于中国的东部和西部、同样蜚声海内外的交通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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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通来自北京的特殊电话

1955年4月6日晚上,上海徐汇,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特殊电话。这次北京来电中所谈的内容,也直接影响了彭康校长以及许多交大师生此后的人生走向。

在彭康校长接到电话之前的一个星期,也就是3月30日,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,提出并上报国务院《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》。

该报告中写道:“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,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,提前在内地增建新校等措施,…… 将交通大学机械、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,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。”

1950年代,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正门

3月31日,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向陈毅、陈云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彭真、邓小平、周恩来等7位中央领导人报告,并得到圈阅同意。1955年4月初,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《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(草案)》明确提出:“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,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,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,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。”

4月6日晚,高教部将这一精神,以电话告知的形式通知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同志。其后,高教部于7月21日正式发文通知交通大学:“经我部研究并经国务院批准,决定你校自1956年开始内迁西安,并提前于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。”

数千名教职员工和家属陆续迁往西安

1955年4月9日,彭康校长根据高教部的电话通知,迅速召开党委会、校务委员会,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迁校西安的决定,部署相关工作,并指派总务长任梦林等人去北京高教部接受新校址的筹建任务。

5月,彭康带领朱物华、程孝刚、周志宏、钟兆琳、朱麟五几位系主任和老教授奔赴西安,共同察看和商议校址,最后选择了西安市和平门外、东南近郊、离市区1.5公里的皇甫庄一片黄土地作为新校址。新校址的对面是唐代兴庆宫和龙池遗址。

踏勘新址

9月,正式成立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,由副校长陈石英任主任委员,教务长陈大燮、总务长任梦林任副主任委员。党内成立苏庄、邓旭初和任梦林组成的领导小组,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。迁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设备装箱

在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,图书、实验仪器、教学用品等陆续运往西安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,建成了教学中心大楼、行政楼、学生宿舍、食堂等教学和生活用房。

1956年7月20日,在副教务长张鸿带领下,第一批教职员工和家属迁往西安。8月10日,副校长苏庄率领600余名学生和400余名教职工和家属乘火车到西安。9月初,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校址报到。这样一二年级学生共3906人,教师243人,员工572人,已可以正常开展教学活动了。

首批交大迁校教职员工踏上西迁旅途,

图为当时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欢送的情景

迁校起了风波,周总理提出三个方案

本来按照已定迁校方案可操作下去,但随着1957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,及一部分教师对西迁存在的不同想法,迁校起了风波。

当时国际上中美大使级会谈趋于缓和,毛泽东主席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提出要更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。大环境有所变化,交大校园内对于是否继续迁校也有了几种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:迁校是中央的决定,毫无疑问是正确的,应该迁。但是,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:迁到西安是不正确的。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:不要全迁,或缓迁、或在西安设分校。交大党委及时向高教部汇报了不同意见,原本进行中的各项搬运工作及西安的基建工作由此被暂停。

建设校园

党中央、国务院、高教部都非常关心交大的西迁,周恩来总理对此更是非常重视,他决定亲自过问并处理这一问题。1957年5月23日至25日,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,连续3天与交大教工代表和领导谈话。5月28日,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邀请彭康校长和著名教授陈大燮、程孝刚等座谈,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2点,周总理也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。

他强调:“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,是根据西北工业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,是必要的。1956年从十大关系、新形势新安排,是可搬可不搬,但西安已经招收两千多名新生,西安校舍基本建成,家也搬了一半,是‘骑虎难下’,……交大问题如何解决?着眼点还是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,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,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。”

对于迁校,周总理提了几个方案:

第一个方案,坚持搬西安,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;要有多数人去,交大的老底子还保存……

第二个方案,新的形势,沿海与内地兼顾,上海还有需要。

第三个方案是折中方案,向师生进行动员,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,对支援西北人民有好处,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,对交大也有利……

周总理最后说:交大的一举一动,都会有很大的影响,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,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,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。交大自己讨论,决定后再上报高等教育部批准。

广大师生听取了彭康校长传达的周总理讲话,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反复讨论,一致认为周总理的讲话亲切、中肯、全面、客观,信任交大师生,把交通大学的问题交由交大师生自己决定,尊重交大师生。于是,交大党委根据广大师生的意见,在1957年6月23日向高教部上报:“交通大学分设西安、上海两地,两部分为一个学校,统一领导。”

从交大的两个部分到各自独立的两所高校

1957年9月5日,周恩来总理亲笔致函杨秀峰,通知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两地的新方案。全文如下:

杨秀峰部长:

八月四日高教部报告和九月四日你的来信均阅。关于交通大学解决迁校问题及上海、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,前已口头同意,现再正式函告批准,请即命令公布,以利进行。

周恩来

一九五七.九.五.

1957年9月12日,国务院下发《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批复》,正式批准交通大学迁校及上海、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。自此之后的1957年9月到1959年7月,差不多近两年间,交通大学作为一个整体,分为西安、上海两个部分。

建设校园

时间到了1959年,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、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比较大,距离又远,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,有许多不便之处。1959年7月31日,经国务院批准:交通大学上海部分、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,定名为“上海交通大学”和“西安交通大学”。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。彭康同志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,谢邦治同志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。至此,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。

学生们在西迁后的交大图书馆阅览室

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个“上海新村”

回顾交大西迁历程,很多事情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做成的。而当时,在师生员工对西迁有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情况下,彭康校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。

他铿锵有力地说:“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,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。”“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,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考虑。”

交通大学西迁之时,彭康已步入知天命之年,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带头举家西迁,在西北扎下根。

彭康校长

处理迁校过程中,彭康校长通过上海的有关部门,动员一批理发、修鞋师傅配套西迁,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个“上海新村”,使师生员工很快适应西安的生活。

一对教授夫妇动情地在“西迁”回忆录中写道:“在搬迁前十几日,总务处就派人到各家,帮助教师把所有家具用麻袋、草绳仔细地捆扎好,甚至把煤球炉也捆得好好的,使我们一到西安就能生火做饭。列车一到西安,学校立刻派车把我们接到教工宿舍。到宿舍一看,都惊喜绝了:一切家具都已安排妥当,房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,甚至碗筷、碗勺都放在原先的包裹里,我们只要打开铺盖就能休息了。这一切都是彭康校长安排的。”

1956年9月,彭康在西安主持兴办了数理力学系、无线电系、工程物理系等7个尖端新专业,连同迁来的电机、动力、机械各系,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格局。

西安教工宿舍外景

他们把校风、教风、学风扎根在黄土地上

在彭康的号召下,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的16位迁到西安,西迁的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和助教占到交大教师总数的70%以上,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、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,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高教拓荒者。

“中国电机之父”钟兆琳教授,西迁时已57岁,接近花甲之年。而且身患多种慢性病,妻子也卧病在床,并且周恩来总理也提出“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”,但他毅然决然,安顿好夫人后,只身一人投入到首批西迁队伍之中。

授课中的钟兆琳教授

到西安后,钟兆琳没有以教授自居,和广大师生一起,天天吃食堂。他是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的教授。年近花甲的钟兆琳,不辞辛劳,事必躬亲,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将西安交大电机系扶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,此后又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。钟教授直到80岁高龄,仍不辞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,还学习维吾尔语,为新疆人民服务。

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,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,他也是中国锅炉专业、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。1957年临行前,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(作家冰心的外甥女)决定,将自己位于牯岭路(上海国际饭店后面)的房子,无偿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,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。至今有人说起此事,认为他们太吃亏了,房子保留到现在,那两间在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?但陈学俊这样解释道:“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,就不要再对房子有所牵挂,钱是身外之物,不值得去计较了。”

陈学俊教授和家人

陈学俊来到西安后,开始指导研究生研究两相流与传热课题,他在国内外首先提出 “液膜倒置”现象。夫人袁旦庆则带着40多位教员,在果园、荒地上,建起了实验室,编写教程,培养年轻教师。两人将大半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西安交大。离休后,陈学俊和袁旦庆拿出积蓄,资助了数十位陕南农村的贫困孩子上学。2017年7月4日,98岁高龄的陈学俊教授离世,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。

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的陈大燮教授是我国热力工程学界的先驱。他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,义无反顾偕夫人一起,首批赴西安参加建校工作。1957年,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学典礼上,陈大燮说:“我是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,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。”一席话,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。

作为我国热力工程教育的开拓者,陈大燮教授同杨世铭教授一起,将热工教研室完整地搬到了西安,也把交通大学的优良校风、教风、学风牢牢扎根在西北黄土地上。他在生前立下遗嘱,自己的遗产不留给后代,这样对后代有益。去世后家属遵其遗言,将留下的3万元储蓄捐赠给西安交通大学。1982年夫人去世,女儿又将其留给夫人的一万元生活费悉数捐献。西安交大以此4万元为基金,设立“陈大燮奖学金”。

陈大燮教授在指导学生

没有晚开一天学、迟开一门课、少做一个实验

1956年9月10日,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。学校没有因为迁校而晚开一天学、迟开一门课、少做一个实验。

当时到西安的学生徐通模(后任西安交大校长)回忆说:“那时西安他们是这样形容的——马路不平,电灯不明,电话不灵。”西安的生活条件和上海根本不能比,十分艰苦。一群热血青年学生对学校西迁充满信心和热情,电制53班学生在1956年3月,提出了“跑西安”的倡议,建议用“上海到西安”的象征性长跑祝贺学校西迁。据交大校刊记载,从1956年3月4日到6月6日,有41个班级在“西安”胜利会师,全体同学实际跑步路程累计8万多公里。

开学典礼

西迁中不仅有著名的教授,也有讲师、助教、职员、技术员,还有炊事员、理发师、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,甚至包括酱菜厂、煤球厂的工人。他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贫瘠的黄土地,交大人自豪地说:“哪里有事业,哪里有爱,哪里就有我的家。”

当时西迁的教工中,年龄最小的赵保林16岁,年龄最大的是校医沈云扉,当年已66岁。沈云扉再三婉拒学校领导的照顾,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。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不仅自己带头西迁,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,作为学校的驻沪办事处。

有一位“老花工”胡全贵师傅,从上海到西安,他为交大的绿化事业奉献了一生。六十多年前从上海同时迁来的梧桐树,如今根深叶茂、郁郁葱葱。当他退休要回老家时,却有人看到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,抱着他培育长成的梧桐树失声痛哭。

西迁后的交大校园

六十多年过去了,上海交通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这两所同宗同源的高校,在各自走过了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,都成为国家“211”“985”工程建设的高校,取得了辉煌成绩。2017年9月,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“双一流”建设(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和争创世界一流学科),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双双荣列“双一流”建设名单。

从上海到西安,两所同宗同源的高校

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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